据统计，自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，我国一共发生了321次瘟疫。尽管如此多灾多难，但因为治疗及预防及时，中国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西班牙大流感 、黑死病等重大瘟疫。
当然，尽管如此，古代中国人在防治瘟疫也是一部成长史、曲折史、血泪史和有效史。
疫者，以其延门合户如徭役之役，众人均等之谓也。我国古代最早记载的疾疫发生在春秋时期，鲁国曾爆发大疫。当时人们几乎不了解疫病的原因。通常认为是瘟神作祟，或是阴阳不合所致。
从汉代开始，我国的疫病记载出现逐年增长的趋势。两汉疫病共有13次，流行年份约为20年。
魏晋南北朝时共有17次，流行年份约为40年。到了明朝时期，疫病出现暴增趋势，在276年间，疫病流行年份就有118年，几乎每隔一年就有一次疫病。
而到了清代更为恐怖，仅官方的记载的疫情就高达134次，平均两年一次，而且疫病中的死亡人数也在剧增。
史据悉，上疫病死亡人数最多的是金朝时期的汴京大疫。
当时的汴京大疫发生后，不到两个月时间里，汴京城共死了近百万人。
无独有偶，到了明代瘟疫成了人们的杀手锏。永乐年间的瘟疫，有十万人死于非命； 正统年间，有四万人死于疫病；景泰年间，有两万人死于灾难；正德年间，有九万人死于暴亡； 万历年间和崇祯年间，瘟疫更猛，死者竟到了不可统计的地步。清代时期，鼠疫、天花和霍乱横行，依然是死亡无数。
尽管如此，古人还是一点一滴地积累了疫情控制手段。主要手段如下几个方面：
第一，史上名医名家发挥“定心丸”作用。
比如说东汉时期的医圣张仲景就是以治疗“伤寒”病成名的，他的著作《伤寒论》有对多种传染性疾病不同时期的治疗方法，书中的方药至今沿用。而神医华佗用青嫩茵陈蒿草治疗流行性“黄胆病”的疗法，后来民间流传“三月青蒿能治病，五月六月当柴烧”。现代研究从新鲜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，成为一个治疗疟疾的新药。明代的李时珍，清代的叶天士，晚清的吴瑭等医学家都被称之为治疗瘟疫的专家。
总之，这些名医名师为抗防治瘟疫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也是他推动了中国医药学的发展。
第二， 官府组织医官全力救治。
从汉代起，就有官方为疫区和患者免费提供医药的记载，以后各朝各代都如此效仿。到了唐代以后，朝廷组织防治瘟疫就已成为制度，地方官员全力配合医护人员，救死扶伤。宋朝期间，瘟疫发病时政府组织医生为患者义诊，免费发放中药，并开仓赈济。明清时期，根据疫情等级，由医官配置汤药或膏药，给患者按病下药。有时太医院也会参加，民间也会自发组成免费的医疗队。
第三，及时隔离控制疫情蔓延。
中国古代医家很早就认识到一些瘟疫病的传染性，并发现隔离具有传染性的病人是必要的预防措施，于是设立隔离病坊，切断瘟疫的传染源，阻止疾病传播。
据悉，唐朝时已有麻风病的专门收治机构，收容机构叫“疠人坊”，将传染病人强制集中到某一处进行隔离。而到了宋代时的收容机构叫“安济坊”，明清时又设立“避痘处”。
第四，发明了人痘接种术。
从公元980起，中国医学家通过数百年时间，发明了人痘接种术，既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疱里的痘浆、痘疮结痂、或是用天花病人穿过的沾有天花痘浆和痘疹的衣服，去感染未患过天花的人。
第五，进行相关的检疫与免疫。
控制瘟疫的重要环节是建立防疫管理系统。宋太祖时规定，所有被派往到边塞的将官，都要带随行医官负责防疫和健康。元朝设立了民间的医户制度，医户是政府许可能从事医疗活动的民户，户籍由太医院管理，一旦瘟疫发生，医户要参加治疗。而到了清代时，人员检疫开始盛行，清代海港检疫制度是在同治年间确立的。光绪年间，广东鼠疫爆发，上海海关对所有旅客进行体检，并要求旅客提供“免疫通行证”。公共租界被彻底打扫，建立了相关的消毒站，避免疫情的蔓延。
第六，加强普及防疫常识宣传教育。
两千多年前成书的《黄帝内经素问》，就讲述了很多预防疾病的常识和方法。唐朝时把瘟疫的预防知识和简单的药方刻录在石板上，放置于病坊、村坊和路边，以示民众，供紧急情况时使用。清代就提出用水消毒的方法。晚晴在霍乱的防治中，对环境和食物消毒提出要求。对于人们的日常排泄物，要敷上细碳屑。对任意倾倒垃圾者，官府通常会给予重罚，甚至会被关押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其它措施，如完善医疗机构，推广医学知识以及破除迷信等。
总之，古人在疫病控制上，并不坐以待毙，他们从对瘟疫的蒙昧到清晰，从畏惧到征服，摸索出一些有效的防治手段，大抵是有效的，很多招现代依然在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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